从发展速度来看，过去的30多年里，我国经济增速是很快，而不可否认的是，经济结构不合理，支撑增长的动力之一是资源低价、环境无价的“环境红利”，大量贸易顺差和资源环境逆差同时并存，资源能源、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“弦”一直绷得过紧，资源环境承载力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并不断遭受新的冲击，环境欠账大，生态亏空多。
    我国压缩型的快速工业化进程，积累了多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环境问题，数量巨大、问题复杂，一次和二次、局地和区域、传统和新型环境问题复合交织，但现实可能没有留给解决环境问题充足、必要的时间条件和回旋空间。既有经济超预期增长的污染排放新增量加大、着力削减污染排放新增量与累积存量的“防御战”，又有治理传统污染、解决水体黑臭和重金属污染的“追击战”，也要做好控制有毒有害物质、温室气体等新领域新问题的“阻击战”。既面临着要打好大区域、城市群环境保护的“大型战”，又要打好噪声油烟扰民、农村污染防治的“麻雀战”，还要应对社会快速变换环境焦点、百姓环境改善需求提速的“遭遇战”。
      面对我国越来越严重的环保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环境质量的*必须以污染物排放量持续稳定下降为基础，必须以资源能源消费量大幅度下降为前提，必须以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型为根本。目前无论是从上述经济社会发展阶段、资源能源条件与禀赋、法制机制体制配套等宏观层面，还是从环保部门可以调控的资源配置条件、污染防治进程等实际技术因素来看，打好有重点的“歼灭战”较为现实，在目前阶段，如何同时打好、打赢多场战争，所面临的考验较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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